7世纪中叶（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是东亚世界大变革、大整合时代。

建立不久的唐王朝，奉行自汉以来中国中心的天下秩序观念，在结束对西北民族政权的征服及交涉之后，为了自己的利益，关注朝鲜半岛事态，积极遣使游说高句丽、百济，劝解其放弃灭亡新罗的企图，希望三者和平相处。高句丽拒绝唐朝的劝解，于是双方战争爆发了。战后新罗积极展开对唐交涉，派遣伊湌金春秋等入唐请兵，唐罗关系开始步入正轨。进入50年代，新罗派遣金法敏入唐举讼、告捷，金仁问宿卫等，直接促成唐高宗半岛政策体系的形成，唐罗关系亦进入实质发展阶段。660年，唐罗联合一举讨灭百济。接着在东亚世界大战——白江口战役中，唐罗联军彻底击败有倭国海军参战的百济复兴军，建立了征伐高句丽之南线据点。正是新罗与唐的协同合作，直接将高句丽送上不归之路，实现了半岛政权的一元化。但是，随着高句丽的灭亡，新罗与唐在对半岛未来前途的设定上产生了冲突，进而引发长达七年的所谓“唐罗战争”，其间双方的各种交往从未停止，从而为此后缔结新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本书即是考察此一时期唐朝与新罗间关系，当然其中亦部分涉及唐朝与高句丽、百济的关系。

第一，笔者依据现存《文馆词林》《文苑英华》《全唐文》中的史料，考察唐对高句丽战前唐与新罗、百济的交涉关系。在论证金春秋入唐与唐罗关系的同时，还对此前鲜有人论及的金法敏入唐举讼百济事件涉及的《与百济王义慈玺书》做了详细分析，探讨50年代初，唐、新罗、百济关系衍化的过程。

第二，针对史料记载唐罗联合讨灭百济的具体时间差异，分析产生分歧的原因及真相；根据现存韩国忠清南道扶余市定林寺的《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讨论嵎夷道行军总管辖下的军队编排问题，并讨论了中国历代史书与石刻史料出现差异的原因。另外，根据韩国史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有关苏定方的记载，商榷韩国学界认为唐朝征伐百济战中采取消极作战主张者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三，探讨了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在位20年间唐罗关系的总格局，重点分析唐罗同盟出现摩擦及冲突的原因，以及如何看待文武王《答薛仁贵书》记载的所谓“唐罗密约”诸问题。

第四，金仁问是活跃于7世纪中叶新罗著名的外交家。他曾七次往返于朝鲜半岛与唐朝之间，并在唐朝居住20余年，最终客死于东都洛阳。无疑，在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金仁问理应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由于史料的缺乏，对于金仁问相关事迹的研究并不充分。本书即依据相关史料，辨析既存研究成果，对金仁问七次渡唐的时间、其在唐罗战争期间的立场、在唐朝逗留期间事迹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五，重点分析美国学者约翰·查尔斯·贾米森（John Charles Jamieson）关于唐罗战争中现存中国方面史料问题的观点，指出应当在了解此一时期唐朝内部权力斗争、唐宋史学史发展的前提下探讨该问题，否则得出的结论将是经不起推敲的；考证了《三国史记》中仅存的唐罗战争关联史料；同时探讨了唐罗战争期间双方的交涉问题。认为：无论刻意强调唐罗战争最终结果的任何方面，都会对正确理解这一时期唐罗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战争的终结是新罗积极抵抗、唐朝军事目标转移及唐罗双方通过交涉达成的一种妥协，应该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胜者或败者，但双方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第六，论证了此前很少有人涉及的唐朝将领苏定方在朝鲜半岛的事迹。首先对《旧唐书》《新唐书》苏定方本传有关苏定方生年的记载提出质疑，通过论证，认为苏定方生于600年，享年67岁，而非史书所载的76岁。其次对苏定方与新罗关联事迹进行探讨，特别是对韩国学界所谓的“苏定方被杀说”提出商榷，指出此学说主张者所运用史料的误区及其主观因素，认定唐朝中枢不同势力的斗争，是造成苏定方死亡记载不明的直接动因。

第七，考察了唐百济留守军将领刘仁愿其人与朝鲜半岛关联的事迹。通过《刘仁愿纪功碑》，探讨了刘仁愿的出身及经历，并以一个崭新的视角，指出现存《旧唐书》《新唐书》刘仁轨传记中有关刘仁愿事迹记载的疑点，认为刘仁愿是百济留守军的最高领导者。同时，探讨了刘仁愿与刘仁轨在百济留守军时期的合作与矛盾。根据刘仁愿当时的行迹、唐罗间往来所需时间以及现存记载的问题点，认为刘仁愿不可能主持罗、济所谓的第一次会盟。再者，论述了至今无人问津的《刘仁愿等题名》摩崖石刻。最后，探讨了刘仁愿的结局及其原因。

第八，考察了学界有关唐将薛仁贵的研究状况，特别评介了已故东亚古代关系史专家黄约瑟对薛仁贵的研究，对唐罗同盟后期以及与唐罗战争关联的薛仁贵其人在朝鲜半岛的活动进行考论，对唐罗联合讨灭百济的直接原因、安东都护府相关问题、薛仁贵在唐罗战争中的事迹等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九，针对韩国发现的《含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之铭》，通过韩国学者发表的发掘报告，以及本人亲自踏访所得，对其做了整理考释。首先，笔者认为这是一通断碑。同时，根据铭文撰写形式及碑石形态，推定此铭文碑石下端铭文每行可能有四个字缺落。其次，据铭文内容推定碑石建立年代，并对柴哲威其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比证考察。

总之，笔者认为，对唐罗同盟期涉及的唐军将领相关事迹的探讨，将有助于揭示7世纪中叶唐罗关系的真相，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亦当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