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代，但是具体到不同国家，其与中国的往来有先后顺序，一般来说是从中南半岛各国，到马来半岛，再到南洋群岛。而在这些国家之中，菲律宾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由于航线偏离南亚文明古国的交通要道，中国官方对菲律宾的记录始于10世纪；菲律宾与中国的朝贡贸易仅发生了20次，其中13次发生在永乐朝。16世纪之后，西班牙殖民者的东来，及其对大帆船贸易利润的追求，使得菲律宾在中国海外贸易上的地位大幅提升，从墨西哥运到菲律宾的白银成为中国白银输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尼拉也因此成为海外华人重要的移居地之一。

本书从经济学的角度，结合历史学、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研究了菲律宾华侨移民的历史，及其在菲律宾的经济活动。本书首先分析了华侨移民的情况，其中第一章讨论了福建和菲律宾两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两地的经济互补性，借助人口学的推拉理论，分析了华侨移民的原因，以及移民的背景和条件。而华侨移民的类型、特点、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比较研究、长时段菲律宾华侨人数的变化，以及华侨人口分布情况则在第二章讨论。接下来的三章分析了华侨移民在菲律宾的经济活动，第三章讨论了从朝贡贸易时期到20世纪40年代中菲贸易线路、贸易情况和贸易产品的变化，并且借助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了大帆船贸易前后中菲贸易模式的转变，及其衰落的原因，第三章的最后一部分还介绍了菲律宾华侨汇款的情况。第四章和第五章则讨论了中菲贸易衰落后华侨经济的发展情况。其中，第四章通过博弈模型的构建和制度经济学分析，讨论了华侨经济重要内部交易模式——“头家制度”的运行方式，并从血缘地缘关系、华侨社会、华商社团、华资银行以及经营理念等方面，分析了其稳定性，而第五章则讨论了华侨经济的模式，结合逻辑演绎和案例分析方法大致勾勒出华侨商业销售收购网络和经济网络的形态，并通过华侨商铺地理信息和广告的整理，还原了20世纪30年代马尼拉华侨商铺分布情况，最后解释了华侨经济网络出口导向型特点。最后一章梳理了西班牙和美国两任宗主国对华侨的人口、贸易和经济政策，并运用政治学的政策评估方法对这些政策的效果进行了评估，最后简单分析了西班牙和美国采取不同政策的原因。

本书认为，那些没有政府支持、纯粹出于经济目的出国谋生的华侨，通过在菲律宾自发的经济活动，盘活了当地经济，参与到东亚海域早期贸易全球化中，并且形成了菲律宾与中国在人员、贸易和资金之间的良性互动。西班牙统治后期，华侨商人及时转变其经济发展模式，由原来的主要从事中菲贸易，转向成为菲律宾与西方国家的中介商，其经济活动不断渗透到菲律宾内地。由于“头家制度”的稳定运行，在菲律宾形成了一个从港口深入内地的出口导向型华侨经济网络，这个网络有着极强的核心，而华侨经济网络的建立又加强了华侨之间的联系，从而增强了“头家制度”的稳定性。“头家制度”与华侨经济网络的这种互动，使得华侨在当地的经济势力非常强大，甚至可以部分消化和抵抗殖民当局限制华侨的政策。

在进行东南亚史的研究时，一般有两种倾向：其一是挖掘中国史书典籍中关于东南亚各国的零散记录，以还原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其二是从西方殖民的角度出发，着重阐述南洋各国被殖民后的社会变化、经济发展以及文化教育进步等方面内容。对于这两种研究角度，前者容易将东南亚史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来书写，由于所用的史书典籍通常是从中国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东南亚地区，难免有偏颇；而后者则容易夸大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国家的贡献，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完全归功于西方国家的殖民，因此容易陷入“西方中心论”。本书以华侨移民，及其在菲律宾当地的经济活动为切入点，分析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华侨经济的发展，及其对菲律宾的贡献，以探索区别于前两者的研究方向。

早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就已经存在经贸和人员往来，殖民者占领菲律宾后，虽然在形式上控制了菲岛经济，但是华侨通过调整、适应，不断改变其经济发展模式，仍旧在菲律宾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实际作用。相对于西方以政府为背景，以军事为手段，以掠夺资源为目的的殖民行为，华侨在东南亚各国的移民和发展过程是缓慢的，没有获得任何政府层面的支持，然而华侨和华侨经济却渗透到东南亚各国内部，产生了比西方殖民者更加持久和深厚的影响。

当今，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全球化并不应该等同于单一化，在分析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历史时，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的经验，以之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资源禀赋、自然环境和发展规律，华侨作为东南亚国家为数不多的共性，他们既是东南亚国家历史的见证人，同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本书也是从华侨移民和华侨经济活动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东南亚历史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