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德国总理朔尔茨领导下的“交通灯”联合政府执政的第三年，也是其走向提前解体的一年。德国经济出现连续第二年衰退，难民问题继续发酵，俄乌冲突延宕，中东地区国际冲突频发，导致在欧洲议会选举以及德国联邦州议会选举中，右翼民粹主义力量进一步走强。内外交困下，“交通灯”联合政府因执政三党内斗升级最后走向提前解体，德国迎来提前大选。为此，本书分析政治“右转”背景下德国“交通灯”联合政府所采取的内政与外交举措，以及德国迈向提前大选的过程。

在政治上，“交通灯”执政联盟三党间的内斗急剧升级，经济与财政政策领域的立场对立与不妥协乃至“相互斗法”最终导致了“交通灯”执政联盟的崩塌，朔尔茨总理所发起的信任投票未获通过，因此，联邦议院大选于2025年2月提前展开。在欧洲乃至全球政治右转的背景下，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相继在欧洲议会选举、三场德国东部联邦州（萨克森州、图林根州和勃兰登堡州）议会选举以及德国联邦议院大选中取得新的突破。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民众对现行难民政策和难民接收状况的不满，尤其是在社会安全、经济和公共资源、难民融入等方面的关切造成民众在难民问题上越发趋于保守，这也使难民问题成为德国大选的一个重要竞选议题。

在经济上，德国经济连续第二年萎缩，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0.2%，制造业（-3.0%）和建筑业（-3.8%）持续低迷，信息通信业（+2.5%）、房地产业（+3.1%）成为少数增长领域。通胀率回落至2.2%，核心通胀率仍达3.0%，服务价格高企推升生活成本。外贸顺差收窄至2391亿欧元，对华出口下滑凸显全球供应链重构压力。私人消费微增0.3%，政府消费支撑经济增长，但固定资本形成下降2.8%反映出投资疲软。近年来，德国经济竞争力显著下降，表现为经济增长疲软、制造业衰退、直接投资外流。能源价格高企、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全球产业链重构，使德国出口竞争力下降，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挑战。同时，公共投资长期不足、官僚主义问题突出，进一步削弱了经济区位的吸引力。尽管德国联邦政府已出台多方面措施，包括优化能源政策、推动劳动力市场改革、促进投资和推动数字化转型等，但政策力度有限，未能有效应对结构性问题。

在外交上，德国抓住拜登总统任期最后一年的时间，致力于成为国际外交舞台的建构力量。在对法关系方面，德法两国均忙于处理自身事务，以至于几乎找不到机会开展能谈得上“富有成效”的合作。马克龙和朔尔茨之间的私人关系非常糟糕，甚至可谓“跌至冰点”，导致法德引擎熄火。在对美关系方面，德美两国政府在军事和经济上的一系列合作将两国更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然而，特朗普再度当选总统的冲击使这些努力显得十分无力。随着拜登和朔尔茨相继离职，德美关系蜜月期一去不复返。在对华关系方面，国际政治环境及经济竞争环境的变化深刻冲击中德经贸关系，双边贸易和投资均出现下滑。但中德经贸合作仍是中德关系的主流，为适应新的环境，德国企业在华投资进入新的战略发展阶段，中国企业则实行国际化战略，努力融入欧洲产业链。

2025年，俄乌冲突的延宕继续给德国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在特朗普减小对乌克兰支持力度的背景下，德国承受着更加沉重的压力。德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但随着通胀压力减轻、消费者信心恢复和政策支持的逐步见效，经济有望缓慢复苏。然而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凸显，将给德国经济的走向蒙上阴影。面对德国诸多内外挑战，2月大选后成立的、由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的黑红联盟，承诺要“负起对德国的责任”，并在移民、经济和防务等领域规划了一系列改革愿景。默茨总理也特别强调，德国需要在欧盟和国际事务中提高显见度和影响力。但是，有民调显示，德国选民对默茨总理本人及其领导下的黑红联盟解决问题能力的期望值并不高，因此，对于默茨政府而言，其需要尽快在选民关切的政策领域展现执政成绩。从更长时间看，对于德国而言，如果本届“幸运”组成的黑红联合政府不能赢得选民的信任，那么，未来德国政治生态的碎片化和极化还会进一步加剧，德国组成有行动能力的联合政府会更难，德国由此也会越发陷入“失稳”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