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受超级大国之间国际争斗的滋味并不好受。而生活在其中一个超级大国完全的霸权统治下的滋味则更加糟糕。——卡斯特罗·鲁斯（F.Castro Ruz）我们对法治的研究是从公开的殖民主义时代背景下开始的，我们可以随机选取一些例子——如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它们都遵循着一个相似的模式，其中掠夺和屠杀是常态。殖民法律系统产生于竞争性的环境，许多民族国家都声称自己是帝国。法律一旦被用于为征服者财产所有权的“本源性”正名，就会发展成一套复杂的统治工具；但是同时，其反霸权的用途也会出现。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通过攫取式掠夺的方式演变和传播，而在其失势时则付出了相关的社会成本。这些“外部性”也许是最传统的对市场失灵的研究。现代企业资本主义使得对法律的积极使用不仅能够保护再分配底线，同时也逐步为强势者带来了更多的资源分配。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大转型》中指出的，1239291制度性结构无法阻止绝对有利于社会中的强势者的资源分配。法治从未有效地抵抗这种状况。反之，它却对造成“有产者”如鱼得水而“无产者”寸步难行的不公平状况负有责任，因为不论是在美国（《联邦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