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这场斗争的许多领导人，都将印度教作为爱国民族运动的有力武器，使古老的印度教焕发出了青春活力。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成为印度民族主义激进派领袖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1856—1920）、圣雄甘地激励人民反抗外来殖民者的重要思想武器；印度教的节日变成了发动民众、团结群众、教育人民参加反英斗争的有效手段；印度教的精神被注入了民族主义理论之中，印度的自治被解释成“在近代条件下实现印度的古代生活”和“在政治上最终实现吠檀多理想”。总之，宗教与民族主义政治在印度教领导人和印度教徒的生活中重叠起来。按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解释，“民族主义不是单纯的政治纲领，而是一种来自神的宗教”：因为神的作用，民族运动得以兴起；参加民族运动的人，都是神的工具；为祖国自由而献身，就是对神的最高奉献。印度教的概念很快被渗透进民族主义理想。孟加拉小说家的历史小说，描述莫卧儿王朝灭亡时一队行武的苦行僧，努力从穆斯林统治下获得自由。一首梵文虔敬歌——《我敬畏母亲》（Bande Motaram）[1]，由于被人们当做圣歌，很快被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所采用。在室利·奥罗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