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联盟体制诞生在一个民族关系极为复杂、社会政治经济极不平衡的国度中，充满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甚至在列宁去世前就已表露出来，1924年宪法在很多方面实际上已大大偏离了列宁对联邦的最初设计。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它归咎于继任人在民族政策上的过失，比较容易但却失之公允。因为认真地观察近70年的联盟国家史，我们或许应该承认：列宁以后的苏联历任领导人，在治国理政的很多重大问题上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失误甚至是错误或者罪孽，唯独在国内民族问题上表现得最为谨慎。总的说来，未出现大的全局性的错误。即使是被视为“埋葬了苏联”的最后一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其在民族政策上也大致是“萧规曹随”，并没有大的出格。这是因为他们都清醒地认识到民族问题事关国家大局。不仅如此，而且在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中还有不少创新。因而这使我们相信，探讨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渊源，比之于研判政策得失和褒贬个人功过更为重要的，是去分析联盟体制的内部运动，找出它的内在矛盾。首先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列宁在处理民族问题包括他在晚年处理民族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中反复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大俄罗斯民族应当向旧俄境内的异民族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