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一直成为西方精神的最高权威，也是整个社会发展成就的显著标志。然而，进入20世纪的西方社会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人性丧失，彻底地摧毁了西方理性主义的根基，全面动摇了自启蒙运动以来所一直倡导的理性至上的思想基础。理性开始受到了最严厉的质疑与批判。但这一批判只是在黑格尔理性批判基础上的一个继承。霍克海默、阿多诺说道：“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疑难是我们必须探讨的第一个对象：启蒙的自我毁灭。我们并不怀疑，社会中的自由与启蒙思想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同样也清楚地认识到，启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1]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在黑格尔对理性的主体性批判的基础上，挖掘晚期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的显著特征，集中批判了工具理性的危害性。“今天，人性的堕落与社会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力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文不值。社会对自然的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个体在他使用的机器面前消失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