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条约体制逐渐形成。在此过程中，中国出现新变化。1861年，咸丰皇帝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理衙门），作为办理洋务及与西方各国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此后，以汉人官僚为核心开展了洋务运动。洋务派官僚最先在军事方面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他们开始着手修建铁路、制造轮船，还将投资领域逐步扩大到军需产业和民用产业。此外，还根据《北京条约》，被迫改善与西方各国的关系，包括允许各国外交官常驻北京，并设立公使馆，开放通往北京的门户天津等。值得关注的是，清朝对于签订新条约的西方各国事务由总理衙门负责管理，但东亚各国间事务仍由礼部来负责。这表明，条约关系只针对西方各国，限定在非东亚地区的国家。1863年9月，当时任美国驻华领事馆翻译的传教士丁韪良（W.A.P. Martin），携带惠顿（H. Wheaton）撰写的《国际法原理》汉译本《万国公法》手稿，与美国公使蒲安臣（A. Burlingame）一起，走访清朝总理衙门。起初，总理衙门对该书的发行比较消极。但是，恰巧1864年普鲁士和丹麦的纠纷，波及中国领海，并由此引发普鲁士船舰在大沽港劫持三艘丹麦商船的事件。总理衙门以丁韪良提供的《万国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