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王朝步入最后的10年，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上层的改革和下层的革命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外之间的斗争主要集中在路矿权和借款方面。在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中德关系也经历了王朝末的变迁。从1902年初到1904年末，商税事务大臣盛宣怀和前驻德公使吕海寰代表清政府先后与英、美、日、葡四国订立了新的通商条约。此事源于《辛丑条约》，该约第十一款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地事宜，均行商议，以期妥善简易。”修订商约是条约赋予列强的权利，德国自然不甘落后。1905年4月中旬，德国代表克纳贝（W.Knappe）在上海向吕海寰等提出商约草案及续议内港行轮修改章程草案，对中英、中美新商约中的一些条款作了较大更动，企图获得更多的侵略权益。10月，中德双方代表在上海进行谈判。清政府对裁厘加税之事极为重视，而且此事在中英等新商约中已获解决，但是德国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应由中国会同各国公订办法”，意在另立新章。对德方的无理取闹，清政府代表明确指出：“凡是已经允给各国的，都可以给德国；反之，凡是已经拒绝别人的，也不能给德国。”但是，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