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5日）1939年6月5日与莫洛托夫进行了谈话。……首先，我对我们与德国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所进行的谈判向莫洛托夫作了必要的解释。莫洛托夫此时以及随后在整个谈话期间提出的问题和看法，表现出对我们的中立政治路线有怀疑的倾向。我感觉他是一个惯于在所有党团会议上论战和用各种问题向对手施加压力的人。芬兰也奉行中立政策，为什么就认为他们可以拒绝与德国签订条约？为什么要求我们限制和平时期正常的贸易规模和过境中转，而在爱沙尼亚-俄国互不侵犯条约中就没有类似的条款？难道我们又想同侵略者做生意，并且又不想站到他们那一边去？我们是怎样看待伦敦、巴黎与莫斯科之间为达成防止侵略的协议所做的努力？我们欢迎这个事实呢，还是持否定态度，或者是抱完全无所谓的态度？在这些交叉审问的火力中，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近日威廉·西兹爵士[1]会苦恼或者说是不安地指出，难以同莫洛托夫进行谈判，因为他的手法与我们习惯的外交官完全不同。同时，我觉得，如果说李维诺夫已经非常理解我们在中立政策问题上的立场，那么我们与莫洛托夫就不得不或多或少从头开始。他谈话的趋势尽管不像去年2月9日加里宁[2]老头试图对我解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