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津失陷到上海八一三抗战前后，中国对日政策进入了以战求和到从和到战的转换时期，淞沪会战使中国政府确立了立足抗战、抗战图存方针，加快了中国抗战体制的建立。日本发动平津之战，表明日本已决心将卢沟桥事件这一局部冲突发展为全面战争，也表明中日之战已不可避免，前一个时期中国实施的避战求和、备战求和对日政策已行不通了，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是战是和，何去何从，必须尽快做出抉择。实际上，自七七事变以来，执政的国民党内就出现了主和派与主战派的激烈争论：主和派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主战派认为，“‘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主战派代表孙科于7月29日对记者发表讲话指出，日本的阴谋旨在“分化中国，逐步并吞”，中国必须以全面抗战回击日本的侵略行径，方有和平而言。在外交上，弱国更须广泛觅友，“决不能因怕得罪人，而不敢觅取友邦，自陷孤立。”他认为，美英难恃，可以苏联为友邦[1]。面对平津失陷，蒋介石于8月7日在南京召开了国防会议，研讨并确定抗战方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的主要官员和高级将领，出席了会议。会议通报了自七七事变以来的形势变化情况和敌我战略态势，蒋介石在讲话中驳斥了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