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7日）绝密被捕前我曾是苏共党员，我觉得这使我有权请求党帮助我熬过如此出乎我意料之外地落在作为贝利亚妻子的我的身上的耻辱。对我提起公诉的理由是我参与了以在苏维埃国家恢复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反苏阴谋。这种指控是可怕的、难以忍受的！被指控犯这种罪行的只能是丧失了人性，变成“忘恩负义的蠢货”，在享用苏联公民这个光荣称号带给其权利和财富时把自己的祖国出卖给敌人的人，只能是被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剥削劳动人民的物质基础而想要恢复往日的地位的人。我成长和生活所处的条件不可能把我变成这样卑鄙的人！我以因我的案子对我进行半年监禁和侦查后发表这个声明所应负的责任来声明，我从未会见过以任何形式向我声明对苏维埃政权或党和苏维埃的某些国务活动家的不满的人。我的家庭出身是小地产主-贵族，但我多少知道一些，我父亲的前辈得到贵族身份还是在土耳其人入侵格鲁吉亚时期，在反对他们的斗争中，大多数姓这个姓的人就其出身而言都是农民。我的父亲私人拥有两公顷土地、一所三个房间的木房，下雨的时候房顶下总得放上一些大木桶。没有役畜，没有牛，甚至没有家禽，因而从这一小块土地上收获的玉米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