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延续以及战场的持续扩大，日军在烧杀奸淫劫掠之外又实行所谓“软性”政策，强调各种“宣传教育”的重要意义，并制定了相应的宣传教育方针：（1）消灭民族意识，毁灭民族文化，铲除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排除一切抗日思想；（2）制造奴隶“文化”，在日“满”华“共存共荣”、“共同防共”和建立“东亚协同新秩序”原则上开展文化工作；（3）提倡复古，“恢复固有的文化道德，扑灭一切毁灭固有文化道德的欧化思想及普罗文学”；（4）进行挑拨离间，强调“灭共”，破坏国共合作，以“使国民党与共军分裂反目”[1]。为贯彻此项方针，日伪在各地建立文化宣传阵地，大力实施奴化宣教活动。该项政策实际早在东北已经实行，1933年7月29日日伪长春教育厅长会议就对教育方针作出如下决议：“满洲国教育，以重仁爱、讲礼让，发扬王道精神，及于人民生活方面图独立安全，于交谊方面尚节义自重，对于世界民族讲亲仁善邻，共存共荣，达到大同方针。”同年出版的伪《满洲国年报》又对教育政策作了如下说明：“我国以王道建国，故教育方针亦以是为准则，排除以往三民主义教育，而代之以渊源于孔教的王道教育。”[2]很显然，日伪所谓“王道教育”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