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18日）我的供词1932年2月18日自从我没有任何罪过、也没经过任何审判而被开除出党并被中断党的研究工作之日起，至今已经过去一年时间了。我曾致函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政治局，请求重新审理我的案子，但是，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1]这样一来，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1931年2月17日决议[2]所依据的那些材料，我就丧失了对其进行实质性答复的可能性。由于我的健康状况和年龄，越来越有可能出现不可避免的任何意外事件，因此，我现在决定：对那些在我离开监狱并到达了萨拉托夫之后才知道的指控给予答复，以便让历史来进行审判。2月12日晚上，斯大林同志电话召我前往中央委员会，当时有莫洛托夫同志在场，斯大林同志向我出示了鲁宾[3]的信。[4]在这封写给我的信里，鲁宾写道，他曾将一个装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史文件的封口信封交给我保管。我声明，我没有收到鲁宾交来的任何带有文件的信封，也可能，他所说的信只是一个被吓坏了的精神病人的胡说。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答复说，他们认为必须对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进行搜查。随后，斯大林同志又召来了明仁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