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27日）亲爱的叶梅利扬[1]：谁也不会“摧残”泰奥多罗维奇[2]同志。对他的“严厉批评”[3]，就像1924年《布尔什维克》杂志[4]“严厉批评”我那样，就像从那以后在红色教授学院（最近一次是在一年级课堂讨论后的第三天）对我正在进行的“严厉批评”那样，就如同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术研讨会[5]，最近一次就杜勃罗夫斯基[6]的书）对我“严厉批评”那样。对我没有做出过决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最后大多数人认为恰恰是我的观点正确。确实，如果人们能够证明我有错误，那么我非常乐意承认——我从未把自己想象成绝对正确的教皇，不想败坏自己对手的声誉，使他们成为公众的笑料。伊万·阿多里弗维奇[7]近日找过我。他试图说服我，自己的反对立场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却没有成功。但这十分成功地证明，“自我批评”的概念与他是格格不入的。“那么一个没文化的小孩子，竟敢批评我，一个被列宁承认是党内最有文化之一的老布尔什维克”。我答应他，将竭尽全力使他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8]杂志上不折不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