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的教育改革在诸多方面受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教育之影响。对此，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陆续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予以证实，迄今已有大量研究积累[1]。事实上，中国于1904年（光绪三十、明治三十七）参照日本学制制定了第一个近代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又于1905年以日本文部省为模式，成立了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学部”。1906年模仿日本颁布《教育敕语》，宣布了《教育宗旨》。之后，在建立和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机构的过程中，又大量参照了明治日本的经验。清政府和各省督抚主要通过翻译日本的报刊、书籍；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派遣官员考察[2]，以及招聘日本教习等多种途径，汲取日本的经验。在《学部奏咨辑要》中，载有学部《奏拟定中日学务法律命令对照表折》（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将中国新定学制及各种学务规定与明治日本一一作了比较。奏折首先说明中国在制定学务法律时为什么一定要效仿日本，这段内容对于解析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中的日本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奏折指出：“日本宪法第九条有曰：天皇为保持公共之安宁秩序及增进臣民之幸福，得发必要之命令，或使发之，即所谓独立命令也。盖以新进立宪之国法律多未完备，故于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