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民政府与日本间的军事冲突，随着1933年5月塘沽停战协议的签订而大致告终。在塘沽停战协议的酝酿期间，派驻在河北现场以及上海公使馆的日本外交官们，基于本身的职掌，对于往后的华北问题乃至于中日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发展，进行了一次立场各异的摸索。虽然他们的目标不甚一致，但是在支持国民政府所指派的黄郛出掌华北一点上，则不约而同地达成共识。于是，黄郛的地位遂被日本外务省所认可，承认其为华北政局的负责之人。1481962然而，在塘沽停战协议缔结之后，华北的局势依然是相当的复杂。不但华北各政治派系间的斗争角力少有歇止，关东军等在华日军势力，更是持续地催逼黄郛进行着一连串的交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现实上代表着日本文人政府，并且一直是国府与日本政府间正式沟通管道的外务省，其在对待黄郛态度上的种种变化，便无可避免地牵动着黄郛在华北遂行任务的处境。对于黄郛和日方交涉周旋的部分，学界的研究成果可说是相当丰硕1481963，但是外务省究竟以何种态度对应着黄郛，目前却似乎未有系统化的论述。鉴于学界对于善后交涉已多所探讨，且篇幅字数亦有所限制的情况之下，本文拟尽可能地避免重复前人研究，而专注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