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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民政府与日本间的军事冲突,随着1933年5月塘沽停战协议的签订而大致告终。在塘沽停战协议的酝酿期间,派驻在河北现场以及上海公使馆的日本外交官们,基于本身的职掌,对于往后的华北问题乃至于中日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发展,进行了一次立场各异的摸索。虽然他们的目标不甚一致,但是在支持国民政府所指派的黄郛出掌华北一点上,则不约而同地达成共识。于是,黄郛的地位遂被日本外务省所认可,承认其为华北政局的负责之人。1481962然而,在塘沽停战协议缔结之后,华北的局势依然是相当的复杂。不但华北各政治派系间的斗争角力少有歇止,关东军等在华日军势力,更是持续地催逼黄郛进行着一连串的交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现实上代表着日本文人政府,并且一直是国府与日本政府间正式沟通管道的外务省,其在对待黄郛态度上的种种变化,便无可避免地牵动着黄郛在华北遂行任务的处境。对于黄郛和日方交涉周旋的部分,学界的研究成果可说是相当丰硕1481963,但是外务省究竟以何种态度对应着黄郛,目前却似乎未有系统化的论述。鉴于学界对于善后交涉已多所探讨,且篇幅字数亦有所限制的情况之下,本文拟尽可能地避免重复前人研究,而专注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