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变化出现了明暗两种不同的趋势，呈现出严重的背离倾向。一方面，从签订新约、莫斯科四强宣言、开罗会议、筹建联合国到确定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国际地位直线上升，一步步地走向大国之列，名列世界“四强”或“五强”。但在这外表风光的背后，中国又饱尝着外交中的种种艰辛，其实际影响与实际地位实难以与其大国地位相称。战争即将结束时所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便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的真实处境。一个大国，一个战胜国，在胜利即将到来之际，不得不将自己的部分主权极不情愿地出让给另一个战胜国，中国的实际地位不得不令人感叹。有关雅尔塔协议、中苏条约谈判以及宋子文与这一谈判的研究已经很充分。无论是对谈判背景、谈判进程及条约签订的影响，都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1]尤其是关于中苏第一阶段的谈判，研究更为充分，这无疑有赖于第一阶段中各次会谈记录的公布。[2]本文拟利用俄罗斯档案馆所藏档案中关于后6次会谈的记录，对第二阶段的谈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并试图对国民政府的应对策略做一延伸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