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清朝政府对西方的无知相反，17、18世纪的欧洲却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无论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英伦三岛，朝野上下都以谈论中国为时髦。如果说16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还很不完整，那么由于大批传教士在中国立足，他们穿梭往返于中国与欧洲之间；由于那些访华使团所写的出使报告附有精美的插图，在欧洲一版再版，不胫而走；也由于“礼仪之争”，吸引了欧洲教俗世界，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注意力，17、18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图书长期畅销不衰。从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开始，到曾德昭的《中华帝国史》、卫匡国的《鞑靼战记》，特别是在巴黎出版的《耶稣会士通信集》和《北京耶稣会士中国报告》两部大书，把一个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推到了欧洲人的面前。但是当时最受读者欢迎的是那些未到达中国的东方学家的编纂物。除了前面提到的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1585年）一版再版外，17世纪中叶基尔谢的《中国图志》和18世纪杜哈德的《中华帝国详志》都是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在欧洲具有广泛的影响。基尔谢（A.Kircher，1602～1680）生于德国黑森林的富尔达（Fulda），他学习过人文科学、数学、东方学，曾经是威尔茨堡大学的教授，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