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周礼》“以宾礼亲邦国”，[1]可知《周礼》定义的“宾礼”即周天子、诸侯、使者三方互动的礼仪，并细分为巡狩、朝觐、聘问、会盟、庆吊等仪式。[2]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宾礼”逐渐演成多种形式。例如，清代集礼学大成的《五礼通考》，便将“宾礼”详分为11种仪式。[3]《周礼》虽规范了“宾礼”的原则，但没有说明这些仪式的细节。[4]“宾礼”的仪礼次序，乃根据《仪礼》及《春秋左氏传》逐步建构。《仪礼·觐礼》规范诸侯百官觐见天子的礼仪，[5]《春秋左氏传》则规范百官士庶相见礼。[6]可以说，《周礼》是“宾礼”的制礼依据，《仪礼》和《春秋左氏传》是“宾礼”的仪式来源，三者共同建构了“宾礼”的精神与形式。清代宾礼的册封、朝觐、进贡等仪式，同样根据《周礼》的制礼原则，[7]而《仪礼·觐礼》不只影响了清代宾礼的仪礼次序，甚至还作为同治朝（1862～1875）拟订“外国公使觐见礼”的原则。“宾礼”的仪礼次序，包含站立、下跪、揖拜、趋行等动作，都代表了不同的礼仪意义，因而必须先了解清代宾礼的仪礼次序，方能理解清代宾礼的制礼原则及其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