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1932～1933年饥荒的出现早有前兆：从苏联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采取农业集体化政策尤其是对待富农的政策急剧转变之初，“食品困难”就已经在“特殊移民”中出现。如果说“特殊移民”的饥饿与死亡是强制集体化政策的早期后果，那么1932～1933年遍布苏联农业地区的大规模的饥荒就应该是在强制集体化已经造成一些地方性饥荒（或如苏联政府所称的“食品困难”）的基础上，又采取过度的粮食征购政策所带来的又一个“恶果”。虽然当时苏联全国粮食征购量有了提高，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饥荒给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直接、明显的影响，如农村居民人口的锐减，粮食播种量和产量的下降，还有农业地区的贫弱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拖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