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是近代中国史上屈指可数的第一流的知日家。在考察其日本观时，过去的相关著作大多关注于五四运动时期，特别是国民革命期1589207，而不太重视其日本观形成的过程。戴季陶自日本留学归国后，前后共13次重新踏上过日本的国土。为完成孙中山的政治使命，在其一生中最为频繁渡日的正是护法运动期，占整体的一半以上，达7次之多。其中，戴单独赴日完成任务5次，与张继共同赴日1次，随孙中山访日1次。这意味着此时期戴在孙中山的对日外交问题上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独自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因此时期戴主要从事实际性的政治活动，撰写的文章只有13篇，其中论述日本的文章共9篇，占整体的2/3以上，从字数上来看，占整体的90%以上。由此可知，在护法运动时期日本依然是戴季陶重要的认识对象。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出现专门探讨护法运动期戴季陶日本观的论著。而李朝津《戴季陶的日本观的变迁》对此虽有所触及1589217，却是与五四运动期及北伐战争时期合在一起进行论述。李朝津将戴的日本观分为三个时期，认为在护法期戴是从民主角度上批判日本，而在五四期则站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上，在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批判日本，到了北伐时期则抛开抽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