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胡耀邦总书记去世，谋求民主化的学生和市民以追悼胡耀邦为契机，占据了天安门广场。虽然北京5月20日就已经下达戒严令，但6月3日晚上依然有数万人聚集在广场。政府从当日白天就通过各种媒体通知大家禁止外出，到了夜间终于出动戒严部队进行武力清场。武装平息此次政治风波，对于负责中国报道的北京特派员们而言，在两种意义上可谓极具冲击力。一是目睹了军车进入北京，甚至进入天安门广场。二是以往的中国政治披着“竹幕”，采访、报道大多是通过文字叙述进行的，而追悼游行以来，很多的事情都发生在记者们的眼前，特派员们能够直接听到当事人的声音。特派员眼前有太多“鲜活的新闻”，因此日本报纸连日来的头版都被这次事件的报道占满。通过这场政治风波的报道，日本的特派员们的报道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以往以日中友好为基础的“友好框架”转向要求中国实现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框架”。在媒体理论中，又称作“报道框架”。报纸、电视等这些大众媒体，绝不是反射事情真相的镜子。为媒体理论建构起基础的沃尔特·李普曼的观点——报刊“就像探照灯的光束一样，不停地照来照去，把一件又一件事从黑暗处带到人们的视域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