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时期蒋介石外交的研究，既有成果不胜枚举。其一般倾向，主要集中在关于蒋介石对日或对苏、对美、对英、对德之方针的单边考察。但就实际事实来看，因为这些国家当年处于特别密切的相互作用之中，所谓蒋介石外交也就不能不以对它们的综合考量为前提。在1939年欧战爆发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打，这一特点尤其明显，可做个案分析的重大事件也特别多。有鉴于此，笔者从2009年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开始，即尝试以蒋介石对日、德、苏、美、英的综合因应为主题，就若干个案进行系列性的研究，以求对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外交重做检讨。在完成了对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1940年夏季国际危机两大个案的考察后，[1]提交本次研讨会的论文属于系列研究的第三个个案。如题目所示，其目的是探索蒋介石对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因应。关于这个问题，一些相关论著已有所涉及，[2]但总体上尚缺乏作为个案的专题性和多边性的分析。在写作方法上，本文拟致力于以蒋介石和王世杰、徐永昌等重要当事者的日记为线索，揭示蒋介石在判断形势、制定对策和开展多边外交时，对相关各国的综合考量，从而反映蒋此期间在外交决策上的思想特点。由于本个案的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