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人类政治生活的组织与维持离不开公共权力用强力手段进行的干预，但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所需要的规范、纪律和认同又不可能仅仅依靠具有强制性的权力与暴力机构来加以成功维护。“盗亦有道”这句话告诉我们的是，即便像黑社会与盗窃团伙这类组织也无法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来有效地维持自身内在秩序，更何况是堂堂正正的人类政治文明呢？可以说，人类的政治文明是一种不断减少对于暴力手段依赖的统治艺术，衡量人类政治文明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它在对内方面能不能有效地把自己对于暴力手段使用的依赖降到最低限度，能不能使政治文明所倡导的道德与善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形成自己对于道德与善的向往和追求是很自然也具有自己合理性的事情。然而不无吊诡的是，近现代世界现代化进程向我们展现的主要矛盾，并不在于政治求善冲动的缺失，而是它的过度高涨。在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政治大力推动下形成的这种冲动高涨造成的现代政治的神学化与意识形态化倾向，使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完全迷失了自己。结果，政治求善冲动的高涨走向自激励式的恶性循环，一步一步地把转型社会推向对“道德理想国”的疯狂追求中，使之背离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