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在这当中有两个观察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地方政府的作用（钱颖一、许成钢，1993；杨瑞龙，1998），1882092二是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林毅夫等，1999；吴敬琏，2008）。两者结合起来的逻辑可以用张军（2005）的描述予以概括，即“地方为增长而展开的竞争，让中国经济在制造业和贸易战略上迅速迎合和融入了国际分工的链条与一体化的进程。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和中国经济的深度开放是地方为增长而竞争的结果”。应该说，地方政府作为招商引资的直接参与者，其推动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吸纳就业、增加财政收入等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地方竞争的不断加剧，其负面作用也开始显现，一是宏观经济波动与金融风险（郭庆旺、贾俊雪，2006；潘英丽，2011）；二是工业化比重过高带来的国民收入分配偏向和资源环境问题（王剑锋、顾标，2011；钟茂初，2006）；三是可能诱使产业类型锁定在低端劳动密集型层面（吴敬琏，2008）。针对上述问题，学界和实务部门主要有两方面建议。第一类侧重于宏观层面的考量，比如，李扬（2012）认为，中国的新型工业化和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