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12月，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为了向李顿调查团证明日本在事变中的对华政策是出于无奈和自卫，炮制了一篇题为《革命外交》的报告书1888872。在报告书中重光对日本的行动是这样解释的：三十年以前，满洲不过是朝鲜人和支那人的殖民地。然而在一八九六年，由于俄中秘密同盟条约，这块土地实际上被俄国掠夺走了。日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把它从俄国人手中夺回来并还给了支那，并且日本人在经济上做出了巨大努力，在支那本土极度混乱的状态下，仍然保持了这个地区的繁荣。尽管日本在这个地方拥有二十亿以上的投资，百万以上的人口，然而支那却无视日本对满洲的巨大的利害关系。1888873报告书指责中国非但不遵守与日本签订的各项条约，还把日本为“共同繁荣”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视为帝国主义，中国的这种做法，完全是“无视外国政府和外国人的正当权益的行为”。但是，一年前的1930年12月31日重光葵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会谈时，王对重光表示：“中国内部的情况比起一年前已经大有改善，日本方面也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明智的政府，中日两国的关系在过去的一年里，比起以前有隔世之感。希望不失时机地进一步促进两国的睦邻关系。同时，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