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利用中国总理衙门档案来探讨江户时代末期日本访中的两次使节和一封公文1888909。有关江户末期的使节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1862年访沪的“千岁丸”之维新志士高杉晋作等人的中国观引起不少研究者的注意，但是迄今为止的大部分研究重视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而讨论中方对日本使节看法的研究却不多。特别是有关上海道台、江苏巡抚和总理衙门等官方的对应，迄今还未有过有关的研究。在这种状况之下，本文将利用总理衙门档案来讨论当时清朝官方的对日本使节的看法和再讨论日本使节来沪的目的、方向等。本文所用的总理衙门档案藏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1888910。总理衙门档案大部分是“清档”，所以很难知道每个文件的起草者和衙门内部的决策过程，但是档案反映了许多当时的对外政策和世界观，包括清朝对日本的看法。186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广东体制”已经崩坏，但是随后又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上海体制”。鸦片战争以后的“广东体制”之崩坏不一定表示清朝的对外贸易体制的消失。这个“上海体制”基本上将外国分类为①有约通商国、②无约通商国、③朝贡国、④其他。江户时代的日本采用“管理贸易”的制度，幕府的立场是在九州长崎做贸易。清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