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闻先生之名，到谋先生之面，其间大概有一年多。1990年前后，金俊烨先生不只一次来到北京，我总被一些杂务缠住，无缘相见。但每次他来他走，我都听到一些有关他的生平、轶事。就这样，人虽没有见到，却在不知不觉之中，勾勒出一幅他的轮廓。金先生在韩国，桃李满园，著作等身，担任过许多要职。别的不说，仅凭高丽大学校长一职，我就想像，他是一位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长者。怎么会产生这种想像，我也说不清了。在此之前，我接触到的韩国朋友，充其量不过十人。1991年夏，我同金先生第一次见面。那是一个二三十人的场合，在北京亚运村汇珍楼，主人是金先生，主宾是中国对外友协会长韩叙。大家按照韩国料理的方式，席地围坐在一张长桌旁。觥筹交错，起坐喧哗，一个晚上过得很愉快。我忝陪在末座，不需太多的应酬张罗，尤其惬意。就在那天晚上，改换了我对金先生的想像。当时金先生刚刚度过七十大寿。年逾古稀的人，紫颜乌发，精神矍铄，皱纹和谈吐传递出他经历过的沧桑岁月和积累的人生阅历。席间，他有说有笑，毫无外事场合中一般人难于免除的那种矜持和过分的客套。他用流畅自如的汉语谈起他在中国土地上参加抗日斗争的一段经历。讲起来，就像我们同他并肩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