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关师生关系的情形，因当事人的才能、个性及感情好恶而呈现出千姿百态。例如，孔子门下虽有“十哲”等贤弟子，可当颜回不幸早死时，他竟伤心地悲叹道：“噫！天丧予！”再如，尽管后汉马融与弟子郑玄有着良好的师生关系，可当郑玄归乡时，他仍叹息道：“郑生今去，吾道东矣”。[1]由此可见，师生间的教育成果与其利害、感情未必一致，因而搞清楚师生关系的内情亦非易事。康有为和梁启超虽然长期被并称为“康梁派”、“保皇派”，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反复、变化。众所周知，梁启超亡命日本后，与孙文等革命派人士接触，曾劝说康有为退出政坛；民国成立后，他又与康有为在孔教的国教化问题上相对立；后来又在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上分为敌我而交火。至康有为晚年，两人又言归于好；康死时，梁执弟子礼，办理了康的葬礼和善后事宜。[2]历来对于康梁关系的研究，仅限于其亡命后两人的对立明显化以后，但我以为二者关系对立与修复的根基，在光绪十六年（1890）两人初会时就已显出了预兆。因此，拙论拟以康梁相会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因戊戌政变被迫亡命日本为研究范围，把研究焦点集中于梁启超的师从康门，从而追踪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