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所给予清末中国社会思潮的影响是巨大的，20世纪中国的巨人，如胡适、毛泽东等，都感慨地回顾他们在青年时代阅读《新民丛报》时感受到的强烈震动。在改变了近代中国思想界面貌这点上，梁启超是首屈一指的。可以说，胡适、毛泽东等清末青年所走的道路，是利用梁启超的语言和其所提供的模式来思考和分析世界而开始的。本文拟从梁启超亲身经历的日本明治时期的知识状况的角度，对其带给中国的语言和思考模式的中心部分，即“文明”或“文明论”加以探讨。回首19世纪，正可谓其为“文明”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西洋各国满怀信心地把他们到达的水准称作“文明”，并将其当作认识世界的普遍尺度。既然中国和日本也是通过汇入这一“文明”体系而跨过通往近代世界的大门，理所当然地必须了解世界上存在“文明”的秩序。因为不管接受与否，“文明”都是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不得不面对的客观世界体系，是称谓这一体系的关键词语。在这个意义上讲，亚洲的近代史是顺应这种“文明”的过程。而在明治时期的日本获取了“文明”的知识营养，并将其作为“新知识”介绍到中国的，正是1898年戊戌政变后被迫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进一步讲，梁在日本期间的不少著述，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