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历史上的普鲁士国家与纳粹德国的关系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至今仍未形成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这些讨论中对普鲁士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一种观点认为，普鲁士是德国军国主义的策源地、“德国的祸根”，其影响应该被彻底清除。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就提出了这一观点，[1]1947年盟军解散普鲁士的决议也以此为基础。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普鲁士是一个理性的“法治国家”，与纳粹德国毫无关系，纳粹德国对普鲁士的纪念不过是一场“骗局”。这种观点以哈夫纳的《不含传说的普鲁士》为代表，此书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联邦德国非常流行，引发了一场重新评价普鲁士、认可其历史成就的“普鲁士热”。[2]在两个极端之间，也有折中的态度。例如，丁建弘、李霞在《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中指出，普鲁士和希特勒、纳粹国家不可能毫无相通之处，但具体联系的方面和程度可以再讨论。[3]笔者认为，探讨普鲁士和纳粹德国之间的联系，有两条路径。一条路径从普鲁士出发，从政治结构、大众心态等方面寻找延续或断裂的因素；另一条路径则从纳粹德国出发，考察纳粹德国如何描绘历史上的普鲁士形象，希望达到怎样的政治宣传目的，再回顾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