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国家、文人与书写的关系在不同的研究文献中有着相当不同的描述，本文试着由一个淡新档案中文人所发起的“敬惜字纸”运动，凸显在国家这个想象共同体之下，文人在帝国与地方之间的中介角色，并没有因为国家的形成而逐渐式微。反而由于书写行动在中国的特殊性，一方面更加强化了文人在想象共同体中的中介角色；另一方面也基于书写的阶层差异化，而形成了各种大大小小、不同层次的群体。这些不同层次的群体，也同样是想象的共同体，它们之中有时部分会与国家的立场一致，而看起来整合至国家之中，有时则彼此互相冲突，甚至与国家立场相左。本篇文章的论点，反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2000［1991］）将想象的共同体理解为一个由“平面化”的社会关系及“单一化”的意识形态所构成的社群。或是以安德森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水平式的社会（2000［1991］：21）。本文主张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成员彼此之间，甚或是意识形态也存在着阶层分化与整合的现象。尽管安德森也注意到总有那么一群自认为比其他人更有资格诠释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并将知识分子视为推动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媒介，然而，安德森忽略了知识分子之所以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