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卫夫人》在伍尔夫的小说中明显带有女性主义主题特征。也有批评家注意到两个主要人物即国会议员夫人克拉丽莎·达洛卫和弹震症患者赛普蒂默斯平行并置的叙述模式，将生死命题与现代人的异化感相联系，认为克拉丽莎经由其“双生体”赛普蒂默斯的死亡洗礼，跳出正常人的思维定式，认识到理性霸权对弱势个体的统治压迫，重新审视了生命的意义。[1]这种笼统的阐释显然忽略了赛普蒂默斯这一人物所指涉的战后大英帝国这一具体历史语境及其所发挥的功能性人物的作用。另外，小说对空间的处理别具一格，“通过巧妙设计和精心组合，不断使空间重叠、错位或分解，展示出无穷的艺术魅力”[2]，但其中对于都市、乡村、家庭空间在帝国、性别层面的政治内涵却鲜受关注，后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在帝国空间表征中的“局外人”角色变化因而被忽略。有鉴于此，本文第一节从文化与政治理论角度详细讨论后维多利亚时期帝国空间表征中的性别政治，指出女性自我意识在改造“有形帝国”时既内亦外的两面性，为后面两节的具体分析做铺垫；第二节从功能性人物塑造的角度切入，探讨以经历帝国战争并遭受二次创伤而自杀的赛普蒂默斯为核心所辐射的“有形帝国”统治下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