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是亨廷顿于1993年前后提出的概念，用以考察冷战以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了两极对立，随着全球化的展开，文化认同会成为新时代世界各大文明关注的焦点。他说，“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者对抗的主要因素”[1]。因此他考虑到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发展，西方世界的普遍化进程会遭遇其他文明的挑战。亨廷顿的贡献在于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分析增加了文化的维度，由此衍生出一个基本问题，即文明的冲突是否是一个现代才有的问题？如果翻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文明总是处在相互交往过程中，这种交往的形式即表现为冲突和对话，它既发生在几大文明体交往的边界地带，也存在于文明体内部。亨廷顿由文明的冲突视角提醒人们要注意开展文明的对话，由此才能达到彼此和谐，只是其中必然涉及各种力量和观念的对比。佛教的中国化则显示出这种文明的交往过程。从文明的冲突视角，本文试图串联一些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力求呈现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原因，由此我们可见佛教从外部空间逐步扩散达到中国内部，并与中国文化融合的空间位移的过程。从文明的传播来看，佛教自公元前在印度诞生，而后北传，经由西域进入中国。除了佛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