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有人怀疑萨福（Sappho）作为诗人的天才，但如何理解其天才进而品鉴其作品，则始终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曾在古典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有关萨福（以及阿尔凯奥斯）诗歌语言之“口语性”（vernacular）假设[1]，将萨福的诗歌语言理解为在莱斯波斯地区流行的、根本有别于文学作品特别是荷马史诗的语言的“日常口语”，已经伴随着各种研究成果在20世纪60年代失去广泛认同。这也使建立在萨福诗歌之“口语性”假设基础上的有关其作品的“常态”（normal）-“非常态”（abnormal）乃至真-伪的判断，失去了令人信服的效力。[2]在萨福的作品中，残篇44的真实性及其文学价值因充满史诗式的表达程式与称谓名号而备受争议，我已写有专文对此加以讨论。[3]相对于残篇44，残篇2长期以来被视作较确定的萨福作品，但它所包含的传统称谓名号及其“深度”——“深度”在此意味着一种植根于口述传统，体现为程式化表达，有与特定语境相关之特殊的指向-意蕴-情味，能在深谙传统的诗人与听众间引发同情、共鸣与相戚之感的互动机制与美学效果[4]——尚缺乏足够的讨论。本文将试图结合语文学与语言学的方法对此加以探究。萨福残篇2（Vo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