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渐渐散去，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处境愈发艰难，这是由他们所处的时局决定的。奥地利社会民主运动在欧洲社会主义阵营中成为最重要的一支，在第二国际中占据显要位置，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但是与之不匹配的是狭小的国土，羸弱的奥地利经济。这使得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欧洲事务上的影响力大打折扣，也波及理论的传播。另外，夹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的尴尬地位让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行动孤立且困难重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与西欧大多数修正主义的社会党不同，也斥责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内部，鲍威尔的激进思想和他务实的立宪民主策略形成极大反差，这是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忠诚于民主共和国。和鲍威尔的妥协一样，左派的进步思想领导奥地利社会改革逐步推进，但是过程是缓慢的，因为宪法是需要各党派协商制定的，享有话语权的是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由于他们之间存在诸多分歧，被写入宪法的共同诉求少之又少。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工人阶级的利益，比如8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的权利、妇女的投票权等，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在宪法中对基督教社会党做出让步。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的国教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