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起信论》（以下简称《起信论》）作为中国大乘佛教的一部典籍，对于中国佛教乃至东亚佛教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被视为中国佛教哲学的大纲，是“东亚佛教的基轴”。[1]在近代佛学研究中，《起信论》早已成为学术界广为关注的焦点，这固然与其在东亚佛教中的地位及影响有关，同时也与《起信论》文本的成书问题有着很大的关联。《起信论》在现存的藏经中被注明为马鸣菩萨造、真谛三藏译，是南北朝末期出现的一部佛教论典。但早在隋代开皇十四年（594）所编的第一部经录《众经目录》中，法经依据“真谛录无此”而将该论编入“众论疑惑”部。[2]随后，费长房在开皇十七年（597）所编的《历代三宝记》中，虽未将该论列入疑惑部，但也没有注明其作者和译者。[3]隋唐之际，中国佛教曾对《起信论》的真伪问题存在过一些讨论。开元十八年（730），唐智昇在《开元释教录》中将《起信论》记载为“马鸣菩萨造，三藏真谛译”[4]，之后即被中国佛教认定为事实。直到一千多年之后，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由于受西方学术思潮及其研究方法的影响，从而开始了对佛教的批判性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围绕《起信论》的真伪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