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细读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德若》，德里达展开了对爱欲、修辞、书写、哲学关系的讨论。在这篇著名论文中，德里达更新和加深了对传统柏拉图观念论的物质主义批评。传统的柏拉图主义认为，真理之存在不依赖于且超越于语言指称行为；而作为语言指称行为的典范，书写乃是纯粹的派生物和补充物，同持驻在心灵和展现在言语之中的真理相比，它只有次要的意义。在《斐德若》中，柏拉图借着苏格拉底之口，将“逻各斯”描述为“父亲”“帝王”，享有对书写的威权。书写既是补药又是毒药，它必须服从逻各斯的统治，而不该将探索真理的心灵引入迷途。 于是，柏拉图及其老师苏格拉底与智术师势不两立，后者教导青年人运用书写，滥用修辞，激发爱欲，引人偏离爱智之道。唯有观念活着在场，真理方可存在。若无观念，作为再现技巧的书写，像辅助记忆的技术之类，只不过是在重复，而无助于探索真理，倒会变成谬误的载体。选取一个古希腊语“pharmakon”作为隐喻，德里达强调书写具有善恶、补损二重性。书写提供一种无须包容真理的幻象，从而危及真理。但是，作为对真理的补充，书写也有助于真理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