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珍珠港事件前中美关系研究中，胡适和陈光甫对中国对美政策影响重大。胡适作为驻美大使，其性格优劣兼具。他品德高尚、风度翩翩，赢得美国各界好感，但在管理大使馆、协调借款和军火采购事务上表现欠佳。其知识理念使他对美国政策判断理想化，倡导“无为”外交，在借款和争取援助上作为不足，却坚信“苦撑待变”，虽该理念有逻辑，却未充分考虑中国实际困境，令重庆政府失望。陈光甫在借款谈判中至关重要。他深知美国立场，认同借款受限，与胡适一同抵制重庆不合理指令，同时积极谋划争取借款策略，主张以商业利益吸引美国，强调维护信贷声誉和拓展贸易。但他和胡适类似，对美国借款限制感到无奈，且其经济方案受国内局势制约难以实施。总体而言，二人虽努力，却因观念局限和国际国内复杂形势，未能满足中国抗战的援助需求，促使重庆政府寻求新的对美政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