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宗教的传入，往往发生于边陲之地、交通要道，民众宗教的兴盛往往与滨海地域密切相关，如传统的天师道，已由陈寅恪着重指出：“凡东西晋南北朝奉天师道之世家，旧史记载可得而考者，大抵与滨海地域有关。故青徐数州，吴会诸郡，实为天师道之传教区”，“地域风习影响于思想信仰者至深且巨”，“临近滨海，为道教徒众所居之地”，“溯其信仰之流传多起于滨海地域，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海滨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之地”。[1]陈先生的见解虽然专为道教而发，而且是仅就滨海地域与宗教发生发展的关系立论，但至今仍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如果说，摩尼教最初入华经由陆地丝绸之路，那么后期以明教相号召南下闽地，则仍是在宗教与滨海地域尤其容易发展关系的旧辙之上。会昌三年（843），唐武宗发动了一场灭佛运动，取缔了当时的所有外来宗教：佛教、景教、火祆教和摩尼教。在同一时期，摩尼教在中亚地区仍有发展，但势头也仅如强弩之末，“自10世纪前期开始，随着美索不达米亚的摩尼教加入撒马尔罕教区，具有组织形式的摩尼教团就只在中亚存在了。中国南方的摩尼教属于另一个区域”[2]。会昌灭佛后几年，佛教得到昭雪，但景教、祆教、摩尼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