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鲍姆把1870～1918年视为民族主义的转型期，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诞生于1789年的民族政治理念与新意识已经发展成为自觉清楚的民族意识，欧洲的许多民族开始觉醒，认为自己“已成为历史的主宰力量。他们要求掌握国家行政大权，成为左右政权的最高机制，并为他们的政治自决权奋战”[1]。因此，政治民族主义带来的民族问题不断成为欧洲民族国家和政府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重要内政问题。一战以后，欧洲更是按照威尔逊原则进行战后修复，掀起了新一轮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就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帝国主义民族问题的凸显期，这时民族问题已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可避免的现实问题，成为不得不回应的理论问题。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伴随着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历史步伐，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日趋成熟，影响越来越大，其“著述绝对形成了民族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高峰”[2]。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基本理论支撑和价值原则。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建设中得以具体实践和运用，这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分析民族问题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