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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幸福的博弈——扎米亚京《我们》的反乌托邦叙事

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扎米亚京(Замятин Е.И.)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Мы)完成于1920年,1924年该作品的英文版在纽约面世,俄文版于1952年在美国纽约出版,而在作者的祖国俄罗斯和读者见面则是1988年的事情。小说如此多舛的命运自然与其关注的内容有关,尽管作者用伊索式的语言来表现工具理性对人的奴役和由人的个体性丧失导致的人由情感丰富的生物异化为“号民”的过程,尽管作者用和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假定性手法来构建一个类似乌托邦的“完美世界”,但人们依然能够看出,这是一部讽刺性模拟之作,这也是为什么小说在国外出版后,扎米亚京在俄罗斯文坛四处碰壁,最后不得不写信给国家领导人,提出离开祖国的请求。信中,他如实陈述了自己在国内的现状:“我请求准许我与妻子一同出国的主要原因,乃是作为作家我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作为作家,在此对我作出的死刑判决。”[1]一部《我们》让扎米亚京成为世界反乌托邦文学的先驱之一[2],《我们》使得反乌托邦体裁具有结构上的规定性和内容上的稳定性。作者个人的命运也因为作品而发生改变,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社会,在这个“我们”的意志要高于“我”的意志的国家里,扎米亚

来源: 点亮洞穴的微光
出版日期: 2020年10月
关键词: 俄罗斯扎米亚京《我们》反乌托邦叙事反乌托邦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