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近代史上，北一辉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教祖”、吉野作造则作为日本自由民主主义的“旗手”而广为人知，两者在政治思想史的光谱中可谓处于对立的两极。然而，他们的对外认识都是以中日关系为主要视角进行建构的。北一辉早年曾参与辛亥革命，是同盟会的正式成员，他所撰写的《支那革命外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被称为描绘日本人参与辛亥革命的最佳代表作。[1]吉野作造一生撰写的有关中国政论及报道中国近况的时论共162篇，论述中国革命史、中日关系史的专著有4本，此外还与他人合著了1本中国革命史。[2]因此，厘清两者对于中国革命和中日关系的认知，不仅是把握其对外认识及行动选择之内在逻辑和演化脉络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清理近代日本的自由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留给当代的历史遗产。有鉴于此，本章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日“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交涉为视角，考察北一辉和吉野作造的中日关系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