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吉野作造的一生，自1909年起他职业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以教授或讲师身份任教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因此讨论吉野作造的历史影响，作为学者的吉野作造所留下的研究成果应当是一组不容忽视的考察对象。日本学者三谷太一郎曾指出，吉野作造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政治学和历史学两大学科，前者的主要业绩是创立了区别于宪法理论的宪政理论，并将其作为批判现实日本政治的理论武器，引领大正民主运动的“民本主义”便是其理论结晶；作为历史研究者，吉野作造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欧美政治外交史、中国革命史以及明治政治史三个方面，通过这三方面的史学实证研究，吉野作造论证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因此三谷太一郎认为正是吉野作造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其政治理论的基础。[1]本章将要考察的明治文化研究是吉野作造明治政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聚焦吉野作造对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近代文化形成的观察和思考，并与清末民初推动中国宪政改革之思想家梁启超的主张进行一定程度的比较，揭示非西方国家现代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思想特质。吉野作造对明治文化的考察正式开始于1921年夏，他从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的书店中广泛搜集自幕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