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不论儒学、古学还是国学，往往都刻意强调日本不同于以往的自主性。这种对日本主体性的再造，往往以“他者”尤其是中国为“镜像”得以实现。但是，表面排他性、对纯粹主体性的追求，实际上恰恰不能脱离“他者”存在，是为“去中国的中国化”。此种矛盾纠结发展至19～20世纪的“亚细亚主义”论述，则转化为“去西方的西方化”。[1]18～19世纪，欧美殖民者为了凸显自身的优越性塑造了一个想象的“东方”，而20世纪的日本为了精神独立又塑造了一个与“东方”对立的“西方”。在向作为反面的“西方/近代”宣战的同时，日本不可避免地把自身超越于东西对立的历史经验也否定了。正如江户时代的日本知识精英试图借用古学、国学完成“去中国的中国化”一样，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经历着“去西方的西方化”。[2]战败之后，面对美国主导的盟军进驻，日本国家主体性严重动摇，以GHQ司令麦克阿瑟为首的占领当局对日本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社会构造及文化观念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来自美国的思想资源在形塑及构建战后日本国家认同过程中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面对日本“内在化美国”的实际状态，战后日本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及普通国民在“亲美主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