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临战败的历史转折点上，传统强大的日本帝国的“自我图像”与低劣野蛮的近代中国的“他者图像”走向解体，日本人的当代“自我图像”和“他者图像”亟待重构，在此过程中，在新的关系和力量对比及反差基础上又孕育出新的“羡憎情结”，因此中国这一“他者图像”变得更为微妙与复杂。战后日本人似乎更多地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情感世界之中，而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他者”的“他者性”。归根到底，这意味着日本人对于自我的自我性没有充分的认识，而且也没有将自他之间的关系性作为问题来考虑。[1]日本学者加加美光行认为：“日本的真实面貌通常会在‘中国’这面镜子中映照出来，特别是战后日本的‘自我形象’十分鲜明。正因如此，日本人才对镜中的影像呈现出不想看而又不能看的心态。在中日关系龃龉不断的背景下，必须对这面镜子进行直视。”[2]然而，虽然可能与上述表述存在矛盾之处，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这一“他者”在建构日本国家认同过程中，是形塑日本“自我”主体性的重要媒介和参照框架。“为了日本及其文化作为自立的东西得以存在确立起来，或者为了有可能去主张这种自立的存在，日本也需要将自己与中国及其文化差异化。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