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鼻祖汉斯·摩根索宣称基于人性之恶国家之间争夺权力和利益不可避免时，他实际上把国家行为体预设为一头毫无文明可言的怪兽。而当文明学派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强调文明的重要性，并预言未来世界的冲突将主要发生在各大文明之间时，2461473文明在他那里似成了另一副面孔的怪兽。亨廷顿强调文明（他常将文化与文明相混淆2461474）的重要作用是对的，但他没有阐明“文明”与“国家行为体”之间是何种关系，他的“文明”概念庞大而含混，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把他所谓的文明作为一个可操作的分析单位用于国际关系研究。譬如，他所说的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等，事实上都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包括多个国家行为体，只能说若干国家行为体大体处于一种相似的、模糊的文明背景，而处在相似文明背景下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不比与其他文明背景下的国家为小。亨廷顿为了说明文化的重要性，曾举出这样一个著名例子：20世纪60年代非洲的加纳和韩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十分相似，但30年后，韩国成为一个工业巨人，经济名列世界第14位，而加纳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1/14。他认为是韩国人的“节俭、投资、勤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