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企业经营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制度和惯例，包括企业内部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企业内工会，企业之间的法人相互持股、长期稳定交易和系列承包，以及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主银行制度等。这些制度安排相互作用，保证了企业的稳定经营，对促进企业发展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基本条件的变化，其弊端开始显露，集中体现为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使生产要素无法自由流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难以正常发挥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日本政府进行了金融改革、规制改革、财政税制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等经济社会机制的大调整，“旨在放宽政府对经济的规制、在广度和深度上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1]。西方企业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经营面临的外部环境可以用“PESTLE”六大因素来概括，即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技术环境、法律环境和道德环境。[2]这六大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为企业经营构建了一个具有一定持续性和特殊性的运行空间，即制度环境。所谓企业经营的制度环境，就是一系列用来支撑企业进行生产运营的政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