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16世纪英格兰的社会变迁，就其深刻性和对社会影响的广泛性而言，最重要的事件无疑要属16世纪30年代发起的宗教改革。这一变革表面上源自一场王室婚姻的分合，看似偶然，但其背后却蕴藏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因而使得起初的宗教分歧迅速演变为一场政治权力的角逐。亨利八世通过一系列法案使教皇的权威在英格兰一落千丈，大大小小的修道院被分割解散，财产尽归世俗人士所有，教会礼仪则在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天主教成分的基础上，加入了新教因素，从而形成具有英格兰特色的国教传统。此外，这场宗教改革牢固确立了英格兰国王作为教会与世俗统治者的双重地位，“绝对君主”的意味达到极盛，从而导致英格兰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转变，民族国家的雏形已然产生。这便是哈贝马斯曾经强调的宗教改革私有化（Privatizing）过程的结果，[1]亦即将信仰拉回到本土领域。宗教改革激发了一场激烈的宗教神学辩论。改革初期，各种观点纷纷产生，大家争辩的焦点在于教皇与罗马教会的功能、权力以及宗教本质，这些对后来英格兰人批判性思维方式的形成以及民意的酝酿都有相当大的影响。这场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冲突，自然离不开印刷媒介的推动作用。因为发生在精英阶层的争